今年是纪念中央红军长征扎西会议80周年，重温扎西会议的历史，像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一样提炼扎西精神，运用扎西会议的精神内涵加强党员干部群众思想政治建设，弘扬红军长征过扎西时不畏艰难、不怕牺牲、忠诚担当、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大力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深化云南边疆民族地区、革命老区的认识和了解，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整合资源加快发展，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注入强大的精神动力，具有十分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课堂教学+现场教育+教学+体验教学+互动教学。
根据实际课程设置2-8天学习方案。
中央党校+各省市党校985、211及各大高校教授。
云南扎西红色基地
扎西会议的历史背景、主要内容及历史意义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战争形势紧急的环境中召开的遵义会议，批评了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所犯的“左”倾错误，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委托张闻天起草形成《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地区建立根据地。1月19日，中央红军按照遵义会议从四川泸州和宜宾之间北渡长江到四川建立根据地的计划，向遵义地区北进，由于蒋介石重兵布防川黔边境，封锁长江。1月28日，红军在土城战斗中因敌军不断增援，再战不利，最后撤出战斗，挥师向西到川滇边界的扎西集中。[①]
2月4日至14日，中央红军长征到达云南省扎西（今威信）县境，在威信县的水田寨、大河滩庄子上、扎西镇江西会馆连续召开会议，史称扎西会议。会议深入研究遵义会议由于战争形势紧急没有来得及解决的组织问题，进行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②]；会议作出中央对全国各苏区与红军的战略问题与组织领导问题的决定，审议通过了张闻天起草形成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③]，改变中央红军渡江入川的计划，作出回师黔北，重占遵义，对中央红军进行精简整编，建立中共川南特委和组建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等重大决定；会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等指挥红军多次取得反“围剿”胜利所采取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根据红军面对的敌大我小、敌强我弱的战情态势，作出了采取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的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分，以各个击破敌人的方法，达到取得彻底粉碎敌人“围剿”的战略战术决策，会议决定对中央红军进行组织机构调整，精减红军长征以来行军携带的锱重物品和器材等重大决策。扎西会议后，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出奇兵，摆脱了红军遭受敌人围追堵截的危急形势，这一精典战例在中国共产党党史、军史上具有重要历史地位。因此，扎西会议的内容和所采取的战略战术，红军长征从被动转变主动，实现军事突围，夺取长征的胜利和全国最后的胜利具有重要的决定性的历史意义。
扎西会议的精神内涵及现实意义
从扎西会议的内容和研究解决的问题来看，扎西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探求中国革命道路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历史进程中进行再反思、再认识、再统一，不断升华的历史产物。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湘江战役失败的教训总结，最终在扎西会议有了尘埃落定。扎西会议后中央红军长征呈现的新局面、新面貌，蕴含着扎西会议的光辉思想和崇高的革命精神，这一次会议是中央红军从被动局面走向主动夺取胜利的关键会议，因此，像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一样提炼扎西会议的精神内涵，将其归纳为扎西精神，这必将是党员干部群众加强思想教育和党性教育最富营养的精神食粮，必将会为广大党员领导干部群众忠诚履行好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使命注入强大的精神动力。
（一）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自古实践出真知。自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起，如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活用到中国来指导中国革命夺取胜利，我们党经历了一个长期反复的实践过程。扎西会议召开之前，由于博古、李德“左”倾军事指挥上的错误，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湘江战役5万多红军将士流血牺牲的损失，铁证的历史表明，只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敢于和善于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才能挽救中国共产党、挽救中央红军，挽救中国革命和夺取中央红军长征转移的胜利。
1935年1月上旬，中共中央召开的遵义会议批评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常委[④]。遵义会议结束后，开始时博古不完全赞成中央对他所犯错误的批评，在从遵义到达云南省威信县境的途中，博古的思想有了觉醒和转变，正如1972年6月10日，周恩来在题为《党的历史教训》的重要讲话中指出：遵义会议后，“当时博古再继续领导是困难的，再领导没人服了”。最后在川滇黔“鸡鸣三省”水田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博古正式向洛甫（张闻天）交权，由洛甫担任党的总负责人。在红军面临生死存亡，如何战胜强大敌人的关键时刻，正如1943年11月27日，周恩来在延安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指出：“中央红军能不在李德的荒谬指挥下被消灭，而能渡过长征的困难，实因在遵义会议后得到毛主席的领导”。[⑤]张闻天也说，他坚信“真理在谁的手里，就跟谁走”[⑥]。因此，扎西会议解决遵义会议以来的组织问题和战略战术问题，是党和中央红军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的结果，对于扭转红军长征以来的被动局面，夺取红军长征战略转移的胜利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扎西会议和遵义会议一样，是中共中央在红军长征途中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召开的会议，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必须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执行共产国际的决议[⑦]。因此，扎西会议对代表共产国际来领导中国共产党的负责人博古的职务进行更换，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革命面临的严峻形势和挑战独立自主地进行重大决策和研究部署任务，充分表明了党和红军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的巨大勇气和崇高的革命精神。历史的实践证明，扎西会议作出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扎西会议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军事战略战术由被动转向主动的起点，是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成功实践和尝试，它的历史意义和精神内涵，充分表明中国革命与建设事业不能照搬别国的经验和模式，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国情结合起来，制定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相符合的方针政策和措施，才能不断推进中国革命与建设事业的胜利前进；反之，偏离实事求是，偏离真理的轨道，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就会受到挫折或损失。这一丰富的精神内涵对于我们今天战胜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前进中遇到的困难和挑战，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现实意义。
（二）维护团结、顾全大局。团结出战斗力，团结是“钢”，团结就是力量。在中国革命与建设事业的伟大进程中，道路并不总是平坦的，有时会遇到曲折与风浪，如何处理前进中的矛盾和挫折，完成好肩负的历史任务和使命，扎西会议从中央到红军将士维护团结，顾全大局，夺取胜利的思想境界和精神风范，为我们新时期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众所周知，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毛泽东受到“左”倾机会主义的排挤和打压后，被剥夺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失去了在红军中的军事指挥权和发言权，面对错误决定，毛泽东服从组织安排，虽然他被“边缘化”了，但他没有意志消沉，仍然心系红军长征转移的胜利与失败，忧党之所忧，想红军之所想，时常关注红军长征的进程，积极向中央建言献计，力挽狂澜，积极改变红军长征不利的行军局势。扎西会议“鸡鸣三省”博古交权时，根据1972年6月10日，周恩来在《党的历史教训》中的回忆，“洛甫那个时候提出要变换领导，他说博古不行。我记得清楚，毛主席把我找去说，洛甫现在要变换领导。我们当时说，当然是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毛主席硬是让洛甫做一做看。人总是要帮的嘛。说服了大家，当时就让洛甫做。”[⑧] 按照当时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军事才能和贡献，毛泽东担当党的总负责人，是恰如其分的，是人心所向。但是出于对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以后恢复联系，维护党的团结的角度出发，扎西会议“鸡鸣三省”常委分工，毛泽东推荐由张闻天担任党的总负责人，他甘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助手。
同样，遵义会议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后，虽然博古思想一时想不通，但他个人表示愿意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组织原则，愿意为实现遵义会议确立的军事路线忠诚地进行合作，愿意遵守遵义会议的决议[⑨]。因而，扎西会议“鸡鸣三省”博古交权，中共中央并没有把博古排挤在外，由他担任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⑩]，让他有职有权地开展工作。后来，在红军长征途中，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阴谋的斗争中，博古坚定地站在毛泽东的一边，批评张国焘带领红军南下西进的错误主张[11]，坚定地维护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军事指挥地位，这为中央红军胜利完成长征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同样，遵义会议凯丰顽固地坚持错误的立场和错误的态度，中央撤销了他在红九军团中央代表的职务，但没有歧视打击他，等待他觉悟。到了扎西，由于他承认了错误，转变了态度，中央又恢复他在红九军团的中央代表职务。[12]遵义会议取消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后，依然对他的生活像往常一样照顾。在严峻的战争环境中，扎西会议对坦诚接受党组织批评有错误的同志，让他们改正错误，自觉回到正确的路线上来，踏实、勤恳地为党的革命事业工作，这为扎西会议后红军长征思想和行动的空前团结和统一，进行四渡赤水、威逼贵阳、佯攻昆明、巧渡金沙等一系列重大军事行动，跳出敌人的包围圈，扭转长征被动的局面和夺取长征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和组织保障基础。因而，扎西会议维护团结，顾全大局的这一精神内涵，是新形势下加强党的建设，善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维护党内团结，提高执政能力建设，搞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典型示范。
（三）不怕牺牲、忠诚担当。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大搬家式的长征战略转移，短短两个月就损失5万多人。中央红军行至云南省威信县扎西，由于人员伤亡严重，有些部队番号人员虚有其名，搬运的印刷机、修理器、医疗器械等辎重物资，携带的废旧枪支、子弹壳、钢条等器材和扫帚、擦机布、破工作服、烂手套等生活物资，使红军大部分战士不是牺牲在与敌人搏斗厮杀的战场上而是牺牲在搬运锱重物资的行军途中。因此，面对敌人重兵围追堵截、南北夹击的严峻形势，扎西会议作出对中央红军进行精简整编的决定，对中央红军减负“消肿”，实行机动灵活地“轻装”前进。
在精简整编中，不但对各军团进行缩编，而且对国家机关、中央纵队也进行大量精减，干部逐级下放，充实到战斗连队，三、五、九军团取消师的番号，三军团四师缩编为十团后，师政委黄克诚改任团政委，团政委杨勇改任团政治部主任，原军委纵队参谋长钟伟剑改任团参谋长。红军各级将士识大体、顾大局，能上能下，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体现了接受整编的崇高党性和积极性。为了掩护和策应中央红军主力前进，扎西整编还抽出400多名红军干部战士成立川南特委和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在川滇黔边界与敌人周旋，让国民党蒋介石误认为红军主力依然在威信扎西，拖住国民党蒋介石对中央红军主力的追剿。
这支留守后方掩护红军主力前行的游击纵队在威信县扎西石坎子成立后，游击纵队忠诚履行党交给的任务，积极策应，掩护中央红军主力转移。红军主力离开后，游击纵队驰骋于川滇黔边区，继续为穷人翻身解放而斗争，经过1年多的后方作战，由于敌我力量悬殊，给养不足，弹药匮乏，中共川南特委和游击纵队主要领导人徐策、余泽鸿等相继战斗牺牲。但是红军长征过扎西，游击纵队在川滇黔边区为穷人翻身解放而英勇斗争的感人事迹，在在川滇黔边区广为流传，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纵队领导人牺牲后，党组织培养教育的威信青年贫苦农民殷禄才，及时与特委和纵队的负责人联系，迅速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云南游击支队（后简称云南游击支队），采取“隐藏相机出击，狠狠打击敌人”的方针，继续与敌展开战斗，打击国民党区乡政权，剿灭拦路抢劫的土匪，铲除地霸武装，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使红军的游击队伍深深扎根于群众之中，处处得到群众的广泛支持和帮助。这支精简整编策应中央红军主力转移的游击队伍，连续与敌英勇战斗12年之后，最后全部壮烈牺牲，他们的英雄事迹和历史贡献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历史和云南党史中写下了闪耀的光辉一页。因而，扎西整编，英勇的红军流传下来的忠诚于党、不怕牺牲、敢于担当，宁愿牺牲自己，换取革命队伍多数人安全转移的崇高共产主义理想和革命事业必胜的坚定信念，以及为人民利益不畏艰险而英勇牺牲的奉献精神，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宝贵精神食粮，对于今天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正确认识和拥挤全面深化改革，正确看待改革中的利益调整，强化个人利益服从组织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短期利益服从长远利益的大局观念，不断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建设事业的新局面，具有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重要作用。
总之，光辉的扎西会议，思想内涵丰富，精神意义影响深远。扎西精神永远是激励和鼓舞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精神动力，必将为中华民族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增添强大的精神力量。
（作者 今年是纪念中央红军长征扎西会议80周年，重温扎西会议的历史，像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一样提炼扎西精神，运用扎西会议的精神内涵加强党员干部群众思想政治建设，弘扬红军长征过扎西时不畏艰难、不怕牺牲、忠诚担当、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大力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深化云南边疆民族地区、革命老区的认识和了解，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整合资源加快发展，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注入强大的精神动力，具有十分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扎西会议的历史背景、主要内容及历史意义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战争形势紧急的环境中召开的遵义会议，批评了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所犯的“左”倾错误，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委托张闻天起草形成《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地区建立根据地。1月19日，中央红军按照遵义会议从四川泸州和宜宾之间北渡长江到四川建立根据地的计划，向遵义地区北进，由于蒋介石重兵布防川黔边境，封锁长江。1月28日，红军在土城战斗中因敌军不断增援，再战不利，最后撤出战斗，挥师向西到川滇边界的扎西集中。[①]
2月4日至14日，中央红军长征到达云南省扎西（今威信）县境，在威信县的水田寨、大河滩庄子上、扎西镇江西会馆连续召开会议，史称扎西会议。会议深入研究遵义会议由于战争形势紧急没有来得及解决的组织问题，进行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②]；会议作出中央对全国各苏区与红军的战略问题与组织领导问题的决定，审议通过了张闻天起草形成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③]，改变中央红军渡江入川的计划，作出回师黔北，重占遵义，对中央红军进行精简整编，建立中共川南特委和组建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等重大决定；会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等指挥红军多次取得反“围剿”胜利所采取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根据红军面对的敌大我小、敌强我弱的战情态势，作出了采取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的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分，以各个击破敌人的方法，达到取得彻底粉碎敌人“围剿”的战略战术决策，会议决定对中央红军进行组织机构调整，精减红军长征以来行军携带的锱重物品和器材等重大决策。扎西会议后，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出奇兵，摆脱了红军遭受敌人围追堵截的危急形势，这一精典战例在中国共产党党史、军史上具有重要历史地位。因此，扎西会议的内容和所采取的战略战术，红军长征从被动转变主动，实现军事突围，夺取长征的胜利和全国最后的胜利具有重要的决定性的历史意义。
扎西会议的精神内涵及现实意义
从扎西会议的内容和研究解决的问题来看，扎西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探求中国革命道路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历史进程中进行再反思、再认识、再统一，不断升华的历史产物。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湘江战役失败的教训总结，最终在扎西会议有了尘埃落定。扎西会议后中央红军长征呈现的新局面、新面貌，蕴含着扎西会议的光辉思想和崇高的革命精神，这一次会议是中央红军从被动局面走向主动夺取胜利的关键会议，因此，像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一样提炼扎西会议的精神内涵，将其归纳为扎西精神，这必将是党员干部群众加强思想教育和党性教育最富营养的精神食粮，必将会为广大党员领导干部群众忠诚履行好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使命注入强大的精神动力。
（一）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自古实践出真知。自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起，如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活用到中国来指导中国革命夺取胜利，我们党经历了一个长期反复的实践过程。扎西会议召开之前，由于博古、李德“左”倾军事指挥上的错误，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湘江战役5万多红军将士流血牺牲的损失，铁证的历史表明，只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敢于和善于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才能挽救中国共产党、挽救中央红军，挽救中国革命和夺取中央红军长征转移的胜利。
1935年1月上旬，中共中央召开的遵义会议批评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常委[④]。遵义会议结束后，开始时博古不完全赞成中央对他所犯错误的批评，在从遵义到达云南省威信县境的途中，博古的思想有了觉醒和转变，正如1972年6月10日，周恩来在题为《党的历史教训》的重要讲话中指出：遵义会议后，“当时博古再继续领导是困难的，再领导没人服了”。最后在川滇黔“鸡鸣三省”水田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博古正式向洛甫（张闻天）交权，由洛甫担任党的总负责人。在红军面临生死存亡，如何战胜强大敌人的关键时刻，正如1943年11月27日，周恩来在延安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指出：“中央红军能不在李德的荒谬指挥下被消灭，而能渡过长征的困难，实因在遵义会议后得到毛主席的领导”。[⑤]张闻天也说，他坚信“真理在谁的手里，就跟谁走”[⑥]。因此，扎西会议解决遵义会议以来的组织问题和战略战术问题，是党和中央红军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的结果，对于扭转红军长征以来的被动局面，夺取红军长征战略转移的胜利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扎西会议和遵义会议一样，是中共中央在红军长征途中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召开的会议，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必须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执行共产国际的决议[⑦]。因此，扎西会议对代表共产国际来领导中国共产党的负责人博古的职务进行更换，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革命面临的严峻形势和挑战独立自主地进行重大决策和研究部署任务，充分表明了党和红军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的巨大勇气和崇高的革命精神。历史的实践证明，扎西会议作出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扎西会议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军事战略战术由被动转向主动的起点，是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成功实践和尝试，它的历史意义和精神内涵，充分表明中国革命与建设事业不能照搬别国的经验和模式，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国情结合起来，制定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相符合的方针政策和措施，才能不断推进中国革命与建设事业的胜利前进；反之，偏离实事求是，偏离真理的轨道，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就会受到挫折或损失。这一丰富的精神内涵对于我们今天战胜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前进中遇到的困难和挑战，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现实意义。
（二）维护团结、顾全大局。团结出战斗力，团结是“钢”，团结就是力量。在中国革命与建设事业的伟大进程中，道路并不总是平坦的，有时会遇到曲折与风浪，如何处理前进中的矛盾和挫折，完成好肩负的历史任务和使命，扎西会议从中央到红军将士维护团结，顾全大局，夺取胜利的思想境界和精神风范，为我们新时期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众所周知，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毛泽东受到“左”倾机会主义的排挤和打压后，被剥夺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失去了在红军中的军事指挥权和发言权，面对错误决定，毛泽东服从组织安排，虽然他被“边缘化”了，但他没有意志消沉，仍然心系红军长征转移的胜利与失败，忧党之所忧，想红军之所想，时常关注红军长征的进程，积极向中央建言献计，力挽狂澜，积极改变红军长征不利的行军局势。扎西会议“鸡鸣三省”博古交权时，根据1972年6月10日，周恩来在《党的历史教训》中的回忆，“洛甫那个时候提出要变换领导，他说博古不行。我记得清楚，毛主席把我找去说，洛甫现在要变换领导。我们当时说，当然是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毛主席硬是让洛甫做一做看。人总是要帮的嘛。说服了大家，当时就让洛甫做。”[⑧] 按照当时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军事才能和贡献，毛泽东担当党的总负责人，是恰如其分的，是人心所向。但是出于对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以后恢复联系，维护党的团结的角度出发，扎西会议“鸡鸣三省”常委分工，毛泽东推荐由张闻天担任党的总负责人，他甘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助手。
同样，遵义会议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后，虽然博古思想一时想不通，但他个人表示愿意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组织原则，愿意为实现遵义会议确立的军事路线忠诚地进行合作，愿意遵守遵义会议的决议[⑨]。因而，扎西会议“鸡鸣三省”博古交权，中共中央并没有把博古排挤在外，由他担任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⑩]，让他有职有权地开展工作。后来，在红军长征途中，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阴谋的斗争中，博古坚定地站在毛泽东的一边，批评张国焘带领红军南下西进的错误主张[11]，坚定地维护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军事指挥地位，这为中央红军胜利完成长征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同样，遵义会议凯丰顽固地坚持错误的立场和错误的态度，中央撤销了他在红九军团中央代表的职务，但没有歧视打击他，等待他觉悟。到了扎西，由于他承认了错误，转变了态度，中央又恢复他在红九军团的中央代表职务。[12]遵义会议取消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后，依然对他的生活像往常一样照顾。在严峻的战争环境中，扎西会议对坦诚接受党组织批评有错误的同志，让他们改正错误，自觉回到正确的路线上来，踏实、勤恳地为党的革命事业工作，这为扎西会议后红军长征思想和行动的空前团结和统一，进行四渡赤水、威逼贵阳、佯攻昆明、巧渡金沙等一系列重大军事行动，跳出敌人的包围圈，扭转长征被动的局面和夺取长征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和组织保障基础。因而，扎西会议维护团结，顾全大局的这一精神内涵，是新形势下加强党的建设，善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维护党内团结，提高执政能力建设，搞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典型示范
（三）不怕牺牲、忠诚担当。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大搬家式的长征战略转移，短短两个月就损失5万多人。中央红军行至云南省威信县扎西，由于人员伤亡严重，有些部队番号人员虚有其名，搬运的印刷机、修理器、医疗器械等辎重物资，携带的废旧枪支、子弹壳、钢条等器材和扫帚、擦机布、破工作服、烂手套等生活物资，使红军大部分战士不是牺牲在与敌人搏斗厮杀的战场上而是牺牲在搬运锱重物资的行军途中。因此，面对敌人重兵围追堵截、南北夹击的严峻形势，扎西会议作出对中央红军进行精简整编的决定，对中央红军减负“消肿”，实行机动灵活地“轻装”前进。
在精简整编中，不但对各军团进行缩编，而且对国家机关、中央纵队也进行大量精减，干部逐级下放，充实到战斗连队，三、五、九军团取消师的番号，三军团四师缩编为十团后，师政委黄克诚改任团政委，团政委杨勇改任团政治部主任，原军委纵队参谋长钟伟剑改任团参谋长。红军各级将士识大体、顾大局，能上能下，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体现了接受整编的崇高党性和积极性。为了掩护和策应中央红军主力前进，扎西整编还抽出400多名红军干部战士成立川南特委和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在川滇黔边界与敌人周旋，让国民党蒋介石误认为红军主力依然在威信扎西，拖住国民党蒋介石对中央红军主力的追剿。
这支留守后方掩护红军主力前行的游击纵队在威信县扎西石坎子成立后，游击纵队忠诚履行党交给的任务，积极策应，掩护中央红军主力转移。红军主力离开后，游击纵队驰骋于川滇黔边区，继续为穷人翻身解放而斗争，经过1年多的后方作战，由于敌我力量悬殊，给养不足，弹药匮乏，中共川南特委和游击纵队主要领导人徐策、余泽鸿等相继战斗牺牲。但是红军长征过扎西，游击纵队在川滇黔边区为穷人翻身解放而英勇斗争的感人事迹，在在川滇黔边区广为流传，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纵队领导人牺牲后，党组织培养教育的威信青年贫苦农民殷禄才，及时与特委和纵队的负责人联系，迅速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云南游击支队（后简称云南游击支队），采取“隐藏相机出击，狠狠打击敌人”的方针，继续与敌展开战斗，打击国民党区乡政权，剿灭拦路抢劫的土匪，铲除地霸武装，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使红军的游击队伍深深扎根于群众之中，处处得到群众的广泛支持和帮助。这支精简整编策应中央红军主力转移的游击队伍，连续与敌英勇战斗12年之后，最后全部壮烈牺牲，他们的英雄事迹和历史贡献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历史和云南党史中写下了闪耀的光辉一页。因而，扎西整编，英勇的红军流传下来的忠诚于党、不怕牺牲、敢于担当，宁愿牺牲自己，换取革命队伍多数人安全转移的崇高共产主义理想和革命事业必胜的坚定信念，以及为人民利益不畏艰险而英勇牺牲的奉献精神，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宝贵精神食粮，对于今天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正确认识和拥挤全面深化改革，正确看待改革中的利益调整，强化个人利益服从组织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短期利益服从长远利益的大局观念，不断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建设事业的新局面，具有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重要作用。
总之，光辉的扎西会议，思想内涵丰富，精神意义影响深远。扎西精神永远是激励和鼓舞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精神动力，必将为中华民族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增添强大的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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